[41] 7.瓦伦斯（Aburnius Valens）。

[16]这也与我们通常所说的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极为近似。此刻的年轻人面色难堪，表示不会因为区区一角钱浪费时间，再也不来附近嬉闹了。

将奖惩一体的法律激励的命题放置于当下法治中国建设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之下进行理解，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法治体系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表征。[4]或将法律激励当作中国法律文化传统中一个重要而又长期未受到应有关注的特点，[5]是古代西方各国法律中鲜有的制度实践。但是既有研究存在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侧重于立法技术方面的研究，即仅局限于法律文本本身的探讨而忽略了法律激励可能具有的理念意义。正是凭借国家法律对那些违背社会基本道德需求的行为的惩罚，国家法律才获得了社会的普遍认可和接受，以此为基础，国家法律才可以夹带统治阶级的意志来正当化自身的利益主张。也不能简单地将现行有效与失效或修订之法律文本进行相加来说明法律激励文本随社会发展而增多。

其实，如果将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与改革开放的现实需求相联系的话，那么我们便可以从中获得更为清晰的认识，即激励性法律文本的逐渐增多并非简单地源于社会的发展，而是源于改革的需要，改革是法律激励制度实践的推动力，法律激励在实践过程中助推社会整体发展。另一方面，将激励作为对法律治理的核心要素来理解时，难免涉及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如谁来激励谁？激励的方向和目标如何产生和设定？激励的效果由谁评估？在法律上如何处理激励失效的问题？等等。这就是所谓法律解释的经济原则。

法律思维的规则没有成为法治思维的组成部分，不能独立地发挥作用，与法治相匹配的思维规则难以主导法律的运用。自私有意插花，利他则是无心插柳。[23]细节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强化对法律推理、解释、论证、修辞规则的细化研究。由于辩证法在人们的思维中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使得奠基于形式逻辑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得不到人们的认同。

法律解释方法很多，但不能随便使用，根据法治的原则要求以及法律人长期的司法经验，学者们对其进行了位序排列，其核心意义在于确定哪种解释方法或者解释规则优先适用。法律解释规则构成了法律解释学的核心，是一种带有规范功能的理论。

[39]法律解释规则是带有规范效应的思维向导。最近几年美国的一些法学家，对于什么是解释、法律解释投入了不少的精力，[22]但成果还不是十分显著。完全由选民支配的政府，在法治还没有健全的时候是不合时宜的。因为从辩证的角度人们不会直接否定法治，只是在法治与其他社会关系的统一中消解了法治的绝对性或者说法治的核心意义。

有人认为，一个好的法官与其说是一个斩钉截铁的英雄或义正词严的斗士，不如说是一个啰啰嗦嗦、犹犹豫豫、不断掂量‘一方面，另一方面的学究——正是这种啰嗦和犹豫显示出一个法官的审慎和平衡感。法律发现的顺序基本是按照法治的要求来排列的。虽然法治是以简单的规则和程序调整社会，但简单的规则与程序的运用是复杂的，对此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呼吁实质法治的学者忽视的问题是：在我国文化思想中规则意识很差，主要表现为对法律规则和法治思维规则不尊重，对法律的理解、解释和运用过于灵活，常此以往，对于执政党的统治、社会秩序的形成以及国家长治久安非常不利。

[19]参见《思想理论动态参阅》2011年第48期。这两种姿态和方法迎合了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两种思路。

为了维护法治只能是对一些解释方法优先使用，但这些优先使用的规则，也可能会因为对法治有不同的理解而出现不同的优位。把法治意识形态化也是法理学者的责任，但不能把形式法治绝对化。

第三，各种解释方法对于发现文本的可能文义的功能是不一样的。但随着西方法律解释技术的大量传入，以及十八大报告中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引领改革，化解社会矛盾的提出，法治意识形态会有一定程度的转变，法治走向细腻已经成为趋势。然而，即使是不作根本的区分，在语义和语用上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虽然这些规则来自经验的惯习，但是如果没有制度的支持，法律规则的有效性将会大大减弱。所以，狭义的法律解释规则在制度上没有具体的规定，只是法律人在解释活动中选择使用的规则。[17]吴庚：《宪法的解释与适用》，三民书局2004年版，第501页。

这是改造辩证思维或者混沌思维的基础性工作。中国文化对法律意义的整体性稀释使得我们的法治建设似乎不像是法治，更像是对法治的解构。

在这个问题上似乎没有技巧，只有知识和经验的累积。笔者认为，法律方法论并不完全是为直接指导司法实践而进行的研究，更主要的是为提升人们对法律的理解能力而展开的关于法律思维规则的训练。

在我国，不重视法治是一种文化思维的惯性。但是，在中国权力还没有进入笼子，法治建设才刚刚起步，甚至可以说在没有迈开步伐的时候也跟着西方呼吁实质法治，这就是思维方式的错位。

法律思维规则和法律规则比较，它们具有灵活性，没有约束力，实际上只是对法规、契约和其他文件里的短语和措辞的真实含义提供指导。诸如法律发现的概念、法律解释的原则、价值衡量或利益衡量条件、法律推理的意义、法律解释的分类、法律论证、漏洞补充的概念、分类以及具体的操作方法、各种法律方法间的关系等等。一个国家在特定的时间段内，对法律采取什么思维方式，会影响到一个社会政治思维的结构以及法律所能支配的范围。由于语义的明确性，语言学的解释规则对消除人们之间的纷争有积极的意义，因而在文义解释中多有吸收。

加上法治意识形态还没有达到细腻的程度，法治建设对法律解释规则的需求不是很旺盛。法律方法或法律解释规则并不能做到正确地理解、解释和运用法律，自由裁量甚至任意裁量一直存在并难以消除。

人们发现，即使在法治发达的西方社会，以往的历史表明，国会几乎不可能制定出那些能够一般性地解决有关解释选择的争议问题的解释规则。传统文化、案件情景、人情关系、价值取向都在影响着对法律的理解、解释和运用。

其实，在我国法律人的意识中，法律之上不仅有良法，还有很多高于法律的其他因素，如因大局意识、社会效果等可以修改法律，可以不顾法律的规定进行裁判。法律对人行为的约束，必须通过思想。

从总体上看，法治思维是一种以简单应对复杂的思维方法，法律人在解决复杂案件的时候总是拿已经明确的法律规则来衡量具体复杂的案件。大家面对的是同样的规则，不同的人运用可以显现不同的智慧。因为辩证地看待法律，直接否定的就是法律推理前提的可靠性。[40]从哲学解释学的角度看，所有的理解都必须以理解的前见为基础，理解之所以可能就在于有前见的存在。

[43]对于呆板的人来说，法律规则好像只有一种，但对于糊涂的人来说，法律规则又好像是一个迷宫。其中折射出的理论问题是，由于过度强调逻辑推理方法的运用和判断的法律属性，而使法律与社会之间出现紧张关系。

正面的反对之声没有，但侧面的消解却随处可见。狭义的解释方法的优位顺序并不是一个倡导性的规则，而是一个寻求妥当的法律解释结论的必然要求，也是法官必须遵守的一个解释性规则。

近些年来，实质法治的呼声有所抬头，他们主张决定方法位序的是法律价值和法律的本质，正义才是法治的根本目标。然而，良法是一种主观评价的产物，可以根据政治、经济、道德、文化等各个方面的评价而得出。